科學研究是教師(醫生)成為大師(專家)的必由之路。這句話聽起來似乎有些絕對，但只有當深刻理解了大學的本質和使命時，纔能真正領會其真諦。我院的辦學定位為“面向基層，培養應用型醫藥衛生人纔”，一脈相承下來就自然屬於教學型。但我認為，教學型院校不等於不搞科研，一個科研上不去的本科院校一定不是一所優秀的大學。只有與同類不同，只有超越同類，纔是特色，纔能與眾不同。齊醫，一定要讓科研崛起，與眾不同。

　　教學型院校到底搞不搞科研，或者說是教學和科研兩條腿走路，還是一高一低跛行，不同大學的管理者有不同的看法。從早期認識的差別到後期開展科研工作面臨的種種困難，可以說，我院的科研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始終堅持，只要是本科院校，不論是什麼“型”，都應教學、科研兩條腿走路。

　　在“985”、“211”大學總是強調教授上講臺，而在我們學院如何讓教師重視和開展科學研究則是一項艱難的工作。或出於對科研先天的青睞，或出於對大學內涵的理解與責任，在推進科研工作方面我一直激情滿懷，不移不輟。在老校區時，學院只有一個簡易的中心實驗室，但好像沒有任何專門的研究所或研究室等科研機構。在我分管科研工作期間，請求市科技局批准我院成立齊齊哈爾醫藥研究所。用“請求”兩個字，是因為市科技局並不具備批准非市屬單位科研機構的職權，實際上，那只是一個非正規的“批准”。若拿到今天，說不定還要給他個“過度作為”的問責。第一任所長是我自己任命自己，還有一個教師被我任命為兼職副所長，沒有專職人員，沒有科研經費，但那是我院發展史上第一個“科研機構”。記得在填報申請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的材料時，國家級課題為零，被SCI等三大檢索收錄論文為零，獲省級獎勵為零，舉辦省級學術會議為零，譯著為零，科研經費以萬元為單位不超過兩位數，從這張表格足以看出我院當時的科研狀況，結果不言而喻。面對如此薄弱的科研基礎，沒有氣餒，沒有泄勁，科學研究不是百米衝刺，而是馬拉松。我們像愚公移山一樣，一步步向前推進，不但要鏟除客觀條件上的太行、王屋二山，還要推倒認識觀念上的喜馬拉雅山。

　　在建設新校區時，盡管資金十分緊張，但還是下定決心建一個研究基地，於是，纔有了一座科技大樓。時至今日，這座7000多平方米的醫藥科學研究院大樓已經容納不下現有的研究室，又將剛剛啟用的4000多平方米的實驗動物中心拿出一半用作科研用房。建立了天然藥物抗腫瘤研究所、多基因病研究所、微生態工程中心、衛生檢驗中心及科技成果轉化基地等33個科研機構，設立專職科研編制，配備相應儀器設備，提供專門科研場所、專項科研經費等等。通過柔性人纔政策，聘請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邱長春教授為多基因病研究所所長、首席專家，提供一層樓作為研究場所，建立了相應的科研團隊。該團隊獲得了多項國家級和省級項目，並在世界著名雜志《Science》專刊上發表了以我院為第一署名單位的學術論文。為了加快科學研究步伐，學院制定出臺了《齊齊哈爾醫學院“2011-2015”科學研究發展振興綱要及2020年遠景目標》以及一系列鼓勵支持科學研究和成果轉化的政策措施。啟動院內科研立項，對獲得的課題給予經費配套，實施項目獎勵、論文獎勵、成果獎勵及專利獎勵，有課題者可脫產進行課題研究，實施科研助理聘任制度等等。其中有一項是不足以稱為措施的措施，看上也去很離譜，即為了更好地開展科研工作，下令將研究所所有實驗室的門鎖取下。一把鎖究竟與科研有何關系？無論怎樣想，門鎖和科研都扯不到一起去。但恰恰是一把鎖改變了科研的命運。近年來，對陸續引進的一些大型儀器設備實施專人管理，但使用率一直不高，許多教師不了解這些儀器設備能檢測哪些指標，甚至一些教師還不知道有這樣的儀器設備。經過仔細觀察，這項再常規不過的管理措施就是影響儀器設備使用的最大障礙。換上玻璃門，取下門鎖，只要在走廊走過，就能看見所有的儀器設備，任何科研人員，無需申請，可隨時自由使用。隨著這些先進儀器設備使用率的不斷提高，科研質量和科研水平也隨之明顯提昇。能夠觀察出這樣一個細節，足以見得為了把科研搞上去，真是絞盡腦汁，煞費苦心了。細節決定成敗也就在這裡。

　　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經過幾年鍥而不捨地努力，學院的科研工作發生了巨大變化。現有專職科研人員60多名，科研儀器設備總值6800餘萬元，在研經費1131萬元。“十二五”期間，科研經費達2529萬元；獲得各級各類科研項目近800項，其中國家級項目20項；發表學術論文2724篇，其中被SCI等三大檢索收錄論文255篇；獲得科研獎勵262項，其中省部級獎勵11項；獲專利授權228項，還實現了部分成果轉化。科學研究的巨大進步，已成為學院的一大亮點，為申請碩士學位授予權和開展研究生教育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改革開放持續昇溫的90年代，中國大地上熱映著一部電視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使人們一時間將編輯部看成是社會上最具思維、令人向往的文化單位。在同一個時代，齊齊哈爾醫學院也在上演著一部“編輯部的故事”，其形成的小企業文化是我在當時大會上給予表揚的唯一部門。整個編輯團隊6、7個人，年輕而富有活力。開放的思維、積極向上的態度、改革創新的精神是這個團隊小企業文化的核心。當時，學院的期刊社像其他高校的期刊社一樣，屬於教輔部門，人員工資和辦刊經費由學院供給。期刊社辦有《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和《黑龍江護理》兩本雜志，一本是季刊，一本是雙月刊，兩本雜志合計一年出版10期。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期刊社提出了走向社會、開放辦刊的思路。

　　1998年，期刊社嘗試性地依托《黑龍江護理》雜志在大連舉辦了一個全國護理學術會議，僅有30多人參加，但也基本實現了以會養會的資金平衡。這次會議後，學院的一些人在不同場合有一些議論，甚至認為這是在利用辦刊經費旅游。但我還是給予了及時的鼓勵和肯定，因為像我們這樣一個地處偏遠地區、名不見經傳的院校期刊社能夠舉辦全國學術會議實屬難能可貴，這可能是醫學院歷史上舉辦的第一次全國學術會議，單憑這種敢闖敢試的精神就應給予肯定。為了轉變大家的思想認識，在次年研究學院年度預算的會議上，還把期刊社的年度工作計劃也上會討論。正像有的領導所說：“學院的辦公會還從沒討論過一個部門的工作計劃。”事實上，這是我作為分管院長事先的建議和安排，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從那以後，期刊社到外地舉辦會議就成為一項正常年度工作，也得到了普遍共識。我認為，通過舉辦學術會議，可以開闊視野、網羅專家、結識同仁、擴大期刊社及學院的社會影響，這是走向企業化辦刊之路的探索，為後來期刊發展打下了決定性的基礎。

　　由於學術會議、編委會議等活動的帶動，期刊的稿源不斷增多，《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黑龍江護理》都變成了月刊。隨著刊期發行量的增加，期刊社的日子也紅火起來，再創辦一個新雜志的想法應運而生。具體辦什麼雜志？本著“辦刊為促進專業發展和人纔培養服務”的思想，經過思考，擬創辦一個精神類雜志，定名為《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這是基於辦刊既要依托學院的優勢專業——精神醫學專業，同時，期刊也可以促進精神醫學專業的發展。當時，從省內到國家正處於整頓期刊時期，對新期刊審批基本告停。我與胡鳳嵐、沈黎兩位社長多次奔赴省科技廳和國家科技部等有關機構，不斷地向相關部門說明辦刊的意義和對學院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依托精神醫學專業辦好期刊等等，這也是我第一次走進科技部的大門。反反復復，幾經周折，我們只好期待時間能夠帶來幸運。功夫不負有心人，正當我們在張家界舉辦一次全國編委會議，帶領專家即將登臨天子山頂峰之時，突然電話裡傳來了好消息，《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雜志通過審批了，筋疲力盡的大家聽到這一消息後，頓時精神倍增，一鼓作氣登上了頂峰。

　　進入2000年，人們為迎接新世紀而歡呼，美國向全世界宣布，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基因框架圖譜繪制完成。一時間，關注健康、向往創新的激情不斷釋放出熾熱的火焰。一個大膽的想法開始在期刊社醞釀——到北京辦刊。齊醫既不是“985”、“211”的名牌大學，也不具有綜合性大學的經濟實力，這個想法不僅對學院的決策是個挑戰，也實在是超出了一般大學人的思維定式，這是一件大事。舉辦學術類期刊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文化事業，受地域的影響很大。為了提高辦刊質量和水平，必須建立一個由優秀專家組成的編委會和形成一個高水平的作者群體，保證雜志有源源不斷的優秀論文稿源，這在地域偏遠的北方是難以實現的。走出去，到北京辦刊是正確的選擇，也是期刊發展的長遠之路。學院領導對此沒有異議，作為分管期刊工作的領導，我對此堅決支持，時任院長韓一眉最後拍板決定。一個多麼天方夜譚的想法竟然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因此纔有了齊醫期刊社的今天。到北京辦刊是決定了，但辦刊經費、辦刊場所、生活居住場所和工資獎金問題等等一系列難題都擺到面前。我主張，既然走出去，就要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企業化經營之路。在討論如何去北京辦刊時，我說：“現在大學的期刊社如同溫室裡的花朵，不愁吃不愁穿，但到北京去闖蕩，如同置身亞馬遜叢林，只有披荊斬棘闖出一條道路，纔能置之死地而後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就看你們了。”兩位期刊社的領導既渴望走出去，又感覺壓力巨大。時至今日，可以說，期刊社已從危機四伏的“亞馬遜叢林”闖出去了，並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

　　在北京辦刊的起步階段十分艱苦困難。在朝陽區5個人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民宅，白天是辦公地點，夜裡是居住場所。洗漱做飯雖然擁擠，還可對付，上衛生間排號等馬桶卻成了尷尬的事。因此，無論冬夏，男士們只好下樓到小區的公共廁所方便。但他們匯報的是工作生活條件都很好，從沒說起什麼困難。直到我有一次去到那裡纔知道他們是克服了多少困難，憑著一種進取精神在努力拼搏著。實際上，除了生活、工作條件上的困難之外，組建編委會、聘請知名專家、組織稿源等方面都步履維艱。兩位社長帶領小團隊不屈不撓，樂觀前行，期刊一步步在發展。此時，學院從長遠考慮，決定為期刊社購置一處辦公地點，韓院長派我和姜連清副書記去北京考察選址。先後看了期刊社當時租住的房屋，又看了雍和宮附近的現房及其它地點，期刊社有所傾向朝陽區租用的那套房屋，因為能夠現得利。經短暫討論，選定了SOGO後面的一個小區。當時，樓房還沒建成，正在打地基階段。將一梯二戶的兩套精裝修房同時買下，共300多平方米，花了270多萬元。據說按現在的房價來計算已增長了10倍，達到近3000萬元。

　　十幾年的光景，期刊社北京部由5名員工發展到70多人，實現了完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企業化經營模式，已經成為大學期刊領域改革成功的典范，齊醫也成為在北京辦刊的全國唯一一所高校。現在，《黑龍江護理》早已更名為《中華現代護理雜志》，進入中華醫學會雜志系列，《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進入中國醫師協會雜志系列，《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也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三本雜志每年合計出刊78期。期刊社已遠遠超出了單純辦刊的職能，現已成為學院對外交流聯絡的平臺，也成為社會了解我院的一個重要窗口。在全球化背景下，學院期刊社正在啟動創辦英文版期刊計劃，“編輯部的故事”還在延續……

　　申碩的路太過坎坷，沒有任何一件事讓我如此邁不開步。關於碩士學位授予權，一直是橫在我心頭上的一塊石頭。早期是由於學院自身條件不夠，後來教育部的一項政策變動，讓我院申碩道路又延長至少十年以上。曾有過兩次申報的機會，但未能實現。一次是在專家組認為我院具有相對優勢的情況下，因省內高校之間的歷史問題而“落榜”。另一次是國家學位辦啟動專業學位評審，盡管全力以赴，但以全國5所民辦院校成為我國首批研究生教育單位的熱點新聞而終結了我院在申碩道路上的又一次衝鋒。面對這種局面，內心充滿著無限的無奈。領導的胸懷不在於容得下成功和榮譽，更在於容得下失敗與無奈。不抱怨，不放棄，雖然我們沒有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但我們要比有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做得還要好。我指導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於2004年順利畢業並取得碩士學位，第一名博士研究生於2009年畢業並取得博士學位，第一名博士後研究人員也於2009年順利出站。自學院與黑龍江中醫藥大學、佳木斯大學、新鄉醫學院、皖南醫學院等國內院校聯合培養研究生至今，共有52名教師被聘為兼職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共培養碩士研究生137人、博士研究生8人、博士後研究人員10人。“能不能被授予碩士單位，是國家政策的事，能不能搞好科研是我們自己的事”，這就是我的信念和在全院大會上的宣言，它一直在支橕著我們在申碩的道路上努力前行。我堅信，“十三五”期間，我們一定會搬掉心頭上的這塊石頭，實現成為碩士學位授予單位院校的目標，跨過通向醫科大學金字塔的最後一道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