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曾說：“真正偉大的光輝不在於永不墜落，而在於墜落之後再度昇起。”誠如是，一項事業的偉大之處不都在於持續的輝煌，更在於其經歷磨難之後的崛起。齊醫在70年的發展歷程中，五處輾轉九易校名，歷盡艱辛，尤其是源於地域瓶頸帶來的種種困難。直至2008年，一座嶄新的校園誕生在美麗的嫩江之畔，從此，齊醫翻開了發展史上新的一頁。

　　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末的以大學合並以及大學城和新校區建設為特征的規模化發展，在進入21世紀時，達到了高峰。在全國范圍內，高等院校擴張的格局基本塵埃落定，高等教育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隨之而來的高校大量借貸投資問題也逐漸開始引起政府的關注，國家陸續出臺了相應宏觀調控政策，大學校區建設被納入緊縮范圍。此時的齊醫，卻仍徘徊於非中心城區，辦學日漸艱難，發展愈加受限。

　　在這一時期，學院所在地富拉爾基區正在上演知識階層大流失的“大戲”，部屬院校東北重型機械學院遷往秦皇島，三所省屬科研院所陸續轉移至市內，大型國有企業的研發中心相繼奔赴沿海，許多中學生爭相到齊市就讀高中，一些家境較好的市民紛紛到市內購房，曾經一度以大工業文明為特征的富拉爾基區，漸漸人氣低落，活力匱乏，市場疲軟。在這種背景下，作為一個知識密集型單位的齊醫也在上演著同樣的一幕——優秀教師流失，引進人纔困難。在2000年，學院專任教師中具有碩士學位者的比例僅為10.8%，直至2004年纔有了第一個博士。生源不足，質量堪懮，每年都要降分錄取，投檔開到第八志願。新生入學後常常有部分學生退學，隨後還要到省招辦補錄，大多數院校一兩周即完成的招生工作，我院卻要持續一兩個月，成為全省招生最差的院校之一。一位來自海南的家長說，“我們已經坐了幾天的火車，千裡迢迢到達齊齊哈爾火車站，下車後還要打車穿過30多公裡的荒地纔來到學校”；一位來自江浙一帶農村的新生說，“這個學校還不如我們當地的中學”……校址偏遠，條件落後往往成為一些新生退學的主要原因。

　　如何擺脫困境？成為多年來學院領導和全體職工一直苦苦思索的問題，在原地擴大建設規模？遷往大慶另闢蹊徑？還是……猶豫彷徨的時光將本已落後的學院拖向愈加落後的處境。

　　學院到底向何處去？2004年7月，新一屆領導班子上任後，統一各方意見，扛著經濟、政治等諸多風險，毅然抉擇——到齊齊哈爾中心城區，美麗的嫩江之畔，開闢新天地！

　　抉擇難，審批難，建設更難。

　　第一難，抉擇難。事實上，地域對辦學的瓶頸效應，幾屆學院領導均有所認識，並多次動議遷移校址，但終因各種困難而擱置。抉擇難，難在去哪裡？是否能夠爭取到政府支持？是否具備經濟實力？建一個校園是需要真金白銀的，那是硬頭貨，前幾屆領導之所以最終放棄搬遷念頭，我想還是考慮到自身的經濟實力不夠。其實，在我做出搬遷決定時考慮最多的也是資金問題。當時，建設一個新校區至少需要幾個億的資金，而學院的年總收入不過6000多萬元，每年僅有一兩千萬元的資金結餘，相對校區建設的投入可謂杯水車薪。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做出建設新校區的決定，是要承擔經濟風險的，甚至也可能由經濟風險引發政治風險。有些人在私下議論，學院這麼有限的資金用在新校區建設上，職工待遇就會下降，還會導致人纔大量流失，即使勉強建起校園，也只能是一個空殼。有人說，一旦資金鏈斷裂，工程騎虎難下，後果不堪設想，作為主要領導要承擔的責任可想而知。還有人說，如果不建校區，在富區繼續加大老校區改造與建設力度，既不會有更大的經濟壓力，也能使校長寶座穩如泰山。諸如此類的溫馨提示和善意告誡源源不斷，這對剛剛就任院長的我來說，也的確是一個巨大考驗。回想起來，當年真是血氣方剛，堅定執著。正所謂百二秦關終屬楚，三千越甲可吞吳。截至2015年底，學院固定資產投資已達9.2億元，不但沒有影響職工的待遇，與2004年相比，人均校內津貼還增長了四倍多，居全省高校的前列，而且，學院賬戶上的資金結餘達上億元。每當在上下班時看到一輛輛職工的私家車魚貫出入校園，感慨油然而生，經過這些年的奮斗，我們的教師能夠在社會上尊嚴生活、詩意棲居，內心之欣慰與自豪已超越任何個人所得。

　　第二難，審批難。當時正值全國范圍的大學城和校區建設被“收口”和“宏觀調控”時期，各級政府對校區工程立項均持審慎態度。學院的家底一碗清水看到底，小小齊醫豈能支橕起新建校區偌大的工程，上級領導為之擔心也是理所當然。為了實現搬遷夢想，在積極爭取上級支持的同時，只好采取迂回戰略，將新校區改為臨床教學園區進行申請立項。上級主管部門兩次派專家組進校論證，最終同意學院建設工程。至今還清晰記得，在瑟瑟北風中，站在碾北公路的橋上，面對嫩水之濱的一塊荒地，專家說：“這是一塊寶地，一定先拿下，即使不能一步建成校園，也要留得青山在”。早期向上級呈報的申請校區建設有關文件，都是用“臨床教學園區”，後來逐漸演變為一個通用詞“新校區”，三個字的偷梁換柱隱含著我們內心整體搬遷的執著信念。記得校區建成後，省領導來院視察時說：“如果不搬遷，齊醫死定了！”我一直忐忑的心終於落地了。

　　第三難，建設難。跨過了前兩難，接下來就要動真格的了——整錢拿地建樓。一次在從哈返齊的路上，接到政府通知，參加由市長主持的規劃會。看圖說話，從一張大的齊齊哈爾建設規劃地圖上，我一下子就相中了一塊跨湖用地，約100多萬平方米，市長慷慨解囊。在此之前，已與政府相關部門進行了溝通，得到大力支持，在分管副市長的帶領下，進行了六處選址勘察，大體方位已心中有數。所以此時，圖上一指，就一錘定音。但會後到實地考察時還是有些傻眼，所選之地盡是房屋建築，拆遷之難，成本之大根本無法完成。於是，又找政府，向北調整。市長說：“這是齊市最大也是唯一的一個苗圃了，按規定，苗圃屬於綠地，受控國家，但為了支持齊醫發展，就將這個大苗圃讓與齊醫作為校園建設用地。”後來，聽說一位“大師”路過此地詢問，那是何處？有人告訴他，那是正在建設的一所大學校園，大師曰：此乃風水寶地。當然，這只是個趣味傳說。在自然環境上，這裡也的確是一塊風水寶地，上風上水，嫩江原野上的綠色空氣總是習習地吹向校園。在新校區建設伊始，我們提出了“高起點定位、整體規劃、分步實施”的建設思路。在多家設計院競標中，上海同濟大學規劃設計院一舉中標，為我院繪制了一個現代、時尚的校園建設方案。采取組團式建築群，讓出大量空間作為綠地。現在我們的校園可以說是大學中的花園，也可以說是花園中的大學。時任省教育廳廳長張永洲來院視察時曾說：“齊醫是全省最美的大學。”接下來，在尋找建築施工單位上，頗費一番周折。一開始，法國公司、中冶公司、中遠公司等許多大型建築公司紛紛上門，但考察了學院的資金狀況後，又紛紛撤出。偶然機遇，吉林省建築公司頗感興趣，同意協助資金擔保事宜，並承諾交鑰匙工程。他們派出一位具有國外背景的CEO帶隊來齊市考察一周後，結論是放棄。放棄的原因與其他公司一樣，認為學院不具備經濟償還能力。在這樣的來來往往中，一年多的時光已經悄然逝去。最後，只好將工程分解，尋找一些願意墊付資金的公司參與工程建設。當裊裊炊煙從苗圃裡一處破舊的平房昇起的時候，學院新校區建設指揮部和基建辦的同志們已在這裡埋鍋造飯，開始緊張的工作了。由於新校區距老校區近40公裡，他們只好克服夏季炎熱、蚊蟲叮咬、春秋兩季潮濕陰冷等諸多困難，吃住在這裡，工作在這裡。征地動遷、塔吊高懸、車輪滾滾、塵土飛揚、監管協調，一時間，這片寧靜的土地到處呈現著緊張忙碌的景象。據業內人士講，這樣規模的建設工程通常需要幾十名工程技術人員進行管理，而我院的基建辦僅11個工作人員，其中7個正式員工，4個臨時工，且又都沒有過從事這麼大建設工程的管理經驗。大慶某個校區建設時，聘一個總工年薪在16-17萬元，我們給增加到20萬元，人家也沒來。基建辦的同志們邊乾邊學，艱苦創業。幸運的是齊市規劃局的一位領導兼總工程師剛剛從原崗位上退下來，加入到我們的建設管理團隊之中，承擔起技術總監的職務。緊張忙碌的十年，如白駒過隙，他在我們心裡已經是學院的一員了。當時，新校區與外界沒有道路相通，人員進出靠的是在田地上踩出的土路。為保證新校區投入使用後及時通車，由學院出資2000萬元，政府出資8000多萬元，在校園東側校門前建設了一條卜奎北大街。我在新校區搬遷伊始所作《大醫園賦》中“左青龍而大道無形，右白虎則嫩水有勢”的“青龍”就是指這條卜奎北大街，“白虎”指的則是環繞校園西側流向勞動湖的嫩江水系。由於醫學院的遷入，這一遍布棚戶區的城鄉結合部已經成為齊齊哈爾市價值最高的黃金地段，萬達地產、中正地產等相繼進入。2006年9月28日，在剛剛破土動工的工地上，我們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校區奠基典禮，市政府及有關委辦局和友好單位的主要領導參加了慶典，這是一個被載入史冊的日子。幸運至哉，歷時三載，苦盡甘來，一座現代化的大醫學府在北方的原野上赫然聳立起來。

　　2008年7月13日，天氣晴朗，艷陽高照，奧運聖火傳遞至齊齊哈爾。就在這一天，齊齊哈爾醫學院從36公裡外的富拉爾基區，跨過滾滾的嫩江，一舉遷入新的校園，實現了幾代齊醫人的夢想！與聖火相遇，不是我們有意安排，而是天意，因為搬遷之日早早就已確定。據說，聖火傳遞原計劃也不是在這一天，而是因為在全國各地傳遞過程中天氣的變化，纔在這一天傳遞到齊齊哈爾。與聖火相遇，是多麼的幸運，這是百年來奧林匹克火種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燃燒。更快、更高、更強的奧運精神也一直在激勵齊醫人不斷向新的目標邁進。